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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977彩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8-14 23:01: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们讨论的是这么一个大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农村、小城市和大城市的生活水平,如果用收入钱数比较,似乎大城市最好;实际上,如果用生活质量比较,中国和美国一样,城市越大,居住地区越富,普通人的生活越是艰难,因为生活成本都被主导当地经济的富人抬高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千万别让人知道是我说的。”“别写进去啊,咱可是兄弟,我才跟你说这些的。”“领导可能嘴上不说,但会给我小鞋穿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不得不承认,财富是权势。市场经济的主体,不是等价交换,因此才会科技越进步,贫富差距越大,大城市就业越难,生活成本越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也有一些基层干部表示,一切按部就班就意味着“等、靠、要”,在一些光鲜政绩的背后,不排除是踩着政策红线干上去的。基层干部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心知肚明,甚至亲自参与了其中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,一旦正面典型经不住时间考验,事后被曝出问题,参与干部就难辞其咎。不应对“匿名化”现象熟视无睹我在清华讲演的时候,讲了一个个人的观察和经历。当时我给出两个数据,没想到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以回到今天的问题,在中国的大城市、中小城市或者乡村,20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,差异又是非常大的。20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我估算约1000美元没有错,如果我从上海农民新村搬到中小城市,购买力平价还会高于1000美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说在中国每个月2000元人民币的收入,虽然换算成美元不到1000美元,但是却远比生活在美国,比如说在洛杉矶每月收入3000美元,生活要幸福得多,或者说更有稳定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那么,中国政府在决策的时候,在讨论未来发展方向时,到底应该模仿效法西方的所谓高收入、高消费社会,还是要发展我们中国有几千年传统的小康社会——并不需要收入特别高,当然我们要摆脱贫困。在我看来,小康社会反而是更可持续,更有竞争力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的学生里面有好几个来自农村,我就问他们父母在家生活到底需要花多少钱?他们说一个月500块钱就足够。你马上就会明白,如果单讲收入,其实是忽略掉了很大一部分——尤其是农民自给自足经济里面的——隐形收入。如果不算进去,就表面的情况看起来,中国农村和小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要比大城市差很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是问责泛化,担心被追责。“提意见就像迎风吐口水,吐自己一脸。”一位基层干部无奈地说,面对问题时,提意见的人很可能变成“接锅侠”,谁反映问题谁解决问题。一旦具名反映的问题引发关注,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难免会被问责,且面临问责泛化、加重的风险。中部某市一位组工干部透露,当地在处理一起引起舆论强烈关注的热点事件时,一位上任仅3天、与事件毫无瓜葛的分管领导被追究领导责任,他认为这样处理不公平,帮忙从中解释,结果被上级批评不讲政治,差点儿也受到处分。一些基层干部表示,同一个问题,单位内部核查发现后,整改即可;问题被捅到上级,引来调查组,反映问题的干部因自曝家丑,很容易被“晾起来”;一旦反映到媒体,引发社会关注,首要工作是应付舆论,整改反成了次要任务,涉事干部轻则背负处分,重则罢官免职。如实具名反映问题,成为基层干部最不愿选择的一种方式。二是评价机制不健全,情愿被顶替。做出成绩时,地方大多强调“都是领导重视、各级关心的结果,领导能力强”等等,把功劳推给领导;当问到自己做了哪些工作时,普通干部纷纷摆手,“咱就是个干活的,不值一提,别写我名字了”。一些基层干部表示,由于缺乏日常的考核评价标准,干好干坏取决于主要领导的评价。工作中,既不能抢领导“风头”,还要千方百计把“功劳”全部算到领导头上,给领导“争光”。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,基层干部遭遇“匿名”,容易打击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。“明明是自己完成了工作,却在工作总结或对外宣传上移花接木,这样容易让干部寒心。”